刘伯山参事撰写的文化咨政建言文章 在安徽日报学习强国同期刊登

文章来源:徽学研究中心      发布日期: 2022-01-17 10:47:06 浏览量: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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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由省委宣传部和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联合主办的安徽智库论坛(2021)在合肥召开。本次论坛以“打造‘三地一区’建设美好安徽”为主题,与会专家学者从推进长三角科创共同体建设、打造安徽产业竞争新优势等多个角度积极建言献策。现将省政府参事刘伯山撰写的文化咨政建言文章《增进长三角区域文化共识》(学习强国安徽学习平台同期刊登)摘登如下。

 

增进长三角区域文化共识

刘伯山

 长三角地区至少从宋代以来,除外来战争影响外,自身曾保持了千百年的稳定与繁荣,社会经济与文化事业获得极大发展。这不是无缘无故的,而是由诸多内在因素导致,其中乡村社会的稳定和文化的力量十分关键。

 长三角区域文化认知的两个层面。目前一些谈论“江南文化”的著述,所进行多为“诗意”描述,如“水韵文化”“夜航船”等。其实,以理性的逻辑分析,将会看到,长三角区域的文化其实有两个层面。第一,乡村文化。传统中国是农业大国。长三角地区位于长江中下游平原,河流纵横、土地肥沃,素为“鱼米之乡”,两宋以前被称为“天下粮仓”,有谚语“苏杭熟,天下足”。八百里皖江沿岸及江淮地区的丘陵地区、淮河平原地区的情形与此相类,皆是传统农业的大基地;皖南山区是以林茶为主的山区农业社会。如此,长三角区域在乡村社会与文化上具有极大的共同性:其一,乡村社会构成上具有同质性——注重血缘关系的宗族社会;其二,乡村意识形态的同属性——儒家文化厚实沉淀;其三,乡村社会建构上的同构性——礼仪之邦的伦理打造。第二,市镇文化。中国传统农业经济是自给自足式的田园、庄园经济,一般是停留在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手工业加工业,物品交换主要靠集市赶集。宋代以后,特别是南宋以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出现几个大的变化:一是宋代以前,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重心一直在长江以北,南宋王朝迁都临安后,则重心移到了江南,江南地区经济与文化发展呈现了极大的活力。二是宋代以后,大运河已不仅仅是承担“漕运”等官方、皇家功能,也为民间所用,成为经济的运脉。更为重要的是,宋代之前,中国经济文化重在“南北交流”,之后则转为“东西交流”为主,至明代,“吴楚贸易”已成为中国最重要的贸易形式。长江水系是黄金水道,长江在宋代之后成为中国经济的大动脉。上述的叠加,使得宋以后,商品经济在长江中下游一带获得极大发展,传统产业结构得到调整,商品流通加速。赶集式的市集经济已不再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于是要有一批人移居市集,专事商品贸易和农副产品、手工品的加工,市镇兴起,市镇经济获得发展。随之而来的就是服务业的产生与兴旺,消费文化生成,文化消费加重,产生了“市镇文化”。

 互动是推动长三角区域经济文化繁荣的重要因素。推动长三角区域经济文化繁荣最大的力量是商业资本,其中徽商举足轻重。徽州本“介万山丛中”,境内“山多地少土瘠”。随着“靖康南渡”给徽州本土带来的第三次移民高潮,南宋时“人稠”问题开始出现,于是“天下之民寄命于农,徽民寄命于商”。初是缘新安江至杭州,接着缘大运河至江苏、山东及燕京之地;明代“吴楚贸易”显重时,徽商得益于长江的贸易。徽商“足迹遍天下”,在长三角区域云集最多,触及每一个市镇,他们或“行商”或“坐贾”,既有“寄籍”也有“寓籍”,最后就有许多定居了下来。这不仅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的繁荣,还推动了宗族的互动和文化的互动。徽商的出现极大地改变了长三角区域乡村与市镇的宗族社会,与此同时,徽商不仅会被动接受客居地的习俗与文化,更会主动参与,还会将自己祖籍地的习俗与文化带到当地,在互动、互鉴中协同发展。

 长三角区域文化形成的思想基础最根本是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及价值观。其一是朱子的思想。朱熹不仅让儒家思想在其之后的六七百年里成为官方思想,更是使之下沉,构成民众意识形态的主流。朱子《家礼》被长三角地区的宗族奉为治族的“金科玉律”。这是从根本上维系了长三角地区的稳定。其二,功利主义思潮的影响。南宋有朱熹“理学”与陆九渊“心学”之争,有著名的“鹅湖之辩”。其实,当时参与争论的还有浙江陈亮、叶适的功利学派,自觉作为“自由商人与手工业者的代言人”,至清代发展为“浙东学派”。徽州是“程朱阙里”,朱子思想在徽州有厚实沉淀。同时,徽州人早在明代中期,就突破中国传统具有等级意味的“四民观”,将“士农工商”还原为平等的四种“治生”职业,对此,徽州一大批学者、文人包括仕宦跟进。

 总之,长三角区域有着传统的文化共识,对此,安徽更要有十足的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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